清代书法（calligraphy of Qing Dynasty），中国清代书法在近300年的发展历史上，经历了一场 艰难的蜕变，它突破了宋、元、明以来帖学的樊笼，开创了碑学，特别是在篆书、隶书和北魏碑体书法方面的成就，可以与唐代楷书、宋代行书、明代草书相媲美，形成了雄浑渊懿的书风。尤其是碑学书法家借古开今的精神和表现个性的书法创作，使得书坛显得十分活跃，流派纷呈，一派兴盛局面。

早期

清代初期书法继承明代的余绪，在书坛上有影响的书法家仍是明代遗民，其中以王铎、傅山、朱耷、归庄、宋曹、冒襄等为代表。他们均擅长行草书，而以王铎、傅山的影响最大。王铎行草浑雄恣肆，一时独步。傅山的行草虽劲健不及王铎，但由于他不降清，以书法发挥他的思想感情，所以有萧然物外、自得天机的意趣。朱耷的行草藏头护尾，其点画及其转折中蕴涵着一种国破家亡的惨痛的心情，和他的画有同一机抒。

明代末年狂放不羁的狂草书风，在清代并没有得到发展，这是由于清代禁锢的文化政策，和狂放的草书格格不入，所以清初以后书法家很少有能写草书的，加之康熙酷爱董其昌的书法，至乾隆又推崇赵孟瘫的书法，因此赵、董书体身价大增，一般书法家只奉赵、董为典范。而清代科举制度所产生的馆阁体要求的乌、方、光，使得这一时期的书法，出现靡弱妍媚的风气。这时的帖学更为狭隘。当时有代表性的书法家有沈荃，为明代台阁体书法家沈度的十世孙，他学董其昌，御制碑文多由他手书。高士奇书法亦学董其昌，因工书受荐入内廷，得到康熙的宠幸。陈奕禧的行草书也得到康熙、雍正、乾隆的赏识。雍正十一年(1733)，敕命将他的墨迹勒石为《梦墨楼帖》10卷。此外笪重光、姜宸英、何焯、汪士并称为康熙间四大家。这些人有的是学者，有的是画家，著述宏富，书法虽远追晋、唐，实际上是受赵孟瘫、董其昌的影响较大，作品中脱离不了帖学带来的软弱的气质。

在帖学衰颓时期，有一些书法家起来学习汉碑。倡导碑学的首推郭宗昌，他工汉隶并著《金石史》，意在提倡碑学。另有万经著《分隶偶存》、顾蔼吉著《隶辨》，这些著作对提倡汉碑隶书有一定的影响。当时学汉隶似乎成为一种风气，如顾苓学《夏承碑》，郑簠学《郭有道碑》、《曹全碑》，朱彝尊学《曹全碑》，其他能写隶书的书法家有王铎、傅山、王时敏、周亮工、程邃、王澍等。其中影响最大要数郑簠和朱彝尊。郑簠嗜古碑，收藏非常丰富，学汉隶50多年，其隶书主要取法《曹全碑》，而且用行草的笔意来写隶书，他的隶书对当时书法家影响很大。朱彝尊是学者和诗人，他的隶书也学《曹全碑》，融欧阳询书法，清新而流丽。

中期

清代中期帖学仍很风行。乾隆在位很久，而且嗜书又深，尽力搜集历代名迹，命梁诗正摹刻《三希堂法帖》，对帖学的发扬起着积极的作用。乾隆自己学习赵字，巡游江南到处题诗立碑，流风所及，自然是帖学杂馆阁之书盛行。当时帖学书法家有张照、汪由敦、孔继涑诸家。张照，行楷由董其昌入手，继入颜真卿、米芾，其成就虽不及董其昌，但笔势略强。帖学书法家中还以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四大家为代表。翁方纲其书法学唐碑不余遗力，亦涉猎汉碑，其气质仍与帖学相近，他擅长小正楷，但在研究碑学上其功甚大，著有《两汉金石记》、《苏米斋唐碑选》等。梁同书，早年书法宗赵、董，后追溯颜、米，工楷、行，书法秀逸，但缺乏雄强之气。他与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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