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戏剧（American drama），美国戏剧的历史较短。从殖民地时代起到19世纪初，戏剧成就远逊于同时期的散文、诗歌和小说，直到20世纪初才渐趋成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赶上了世界水平而进入黄金时代。W.达尔贝于1665年写的《裸者和幼兽》是迄今已知的第一出北美戏剧，但已失传。18世纪初，英国皇家驻纽约州的殖民总督R.亨特于1714年写的讽刺笑剧《安德罗博罗斯》是第一部在北美印行出版的剧本。R.泰勒于1787年创作的剧本《对比》通常被认为是职业剧团演出的美国剧作家第一部机智幽默的世态喜剧。剧中一个新英格兰的聪明伶俐、天真无邪的农民乔纳森的形象成为后来美国戏剧中所刻画的许多“美国佬”的原型。

19世纪美国剧作家创作的戏剧，大部分作为商品提供给著名演员和新兴的剧院。W.邓勒普是美国第一个职业剧作家兼剧院经理，一生创作和改编了53部剧本，他撰写的《美国戏剧史》(1832)对研究早期美国戏剧有参考价值，因此被誉为美国戏剧之父。19世纪初期，浪漫色彩浓厚而辞藻华丽的诗剧在美国特别流行。19世纪中叶最成功的一出讽刺社会风尚的戏是A.K.莫华特的《时髦》(1845)，剧中对纽约上层社会追求法国贵族沙龙生活有生动的批判。同时，被评论家誉为“美国现实主义之父”的小说家、评论家和剧作家W.D.豪威尔斯开始从道德角度真实地描写社会和生活，他写的36部剧本标志着美国现实主义戏剧的兴起。19世纪后半叶盛行情节剧，其中以D.布西考尔特、A.戴莱和D.贝拉斯科的剧作最能吸引观众。布西考尔特被认为是自邓勒普以后第一位真正美国商业性的职业剧作家。戴莱首先是一位演出人，剧作多数是改编或翻译过来的。贝拉斯科也主要以演出人和导演享名，一生创作和改编了许多情节剧。19世纪末美国戏剧开始步入成熟阶段，剧作家注意使美国戏剧摆脱欧洲古典戏剧模式的影响以实现民族化。在这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是A.托马斯和C.菲奇。托马斯审慎地挖掘具有本国各地特色的题材，著有探讨南北战争期间双方仇恨心理的《亚拉巴马》(1895)、描述开拓西部边疆的《亚利桑那》(1899)和揭露操纵国会的经济和宗教势力的《国会大厦》(1895)。菲奇认为他自己试图“绝对真实地反映我们周围的环境，各个阶级，各种感情，各种动机，各种行业，各种懒散”。剧作有《花花公子布鲁梅尔》(1890)、《帕美拉的神童》(1891)、《现代的婚配》(1892)和《芭芭拉·弗里契》(1894)等。

20世纪初，美国剧作家在注意描绘当代生活真实的同时，也开始注意挖掘人物的心理因素和动机。尽管商业性戏剧演出仍然控制剧院，但一些在19世纪已成名的剧作家仍朝着接近生活现实的健康方向迈进。为了促进美国戏剧的改革和发展，哈佛大学教授G.P.贝克率先在大学里创办47号戏剧创作工作室，先后培养出曼德华·谢尔顿、菲利普、巴里、E.奥尼尔、S.霍华德等一大批戏剧人才。随后，戏剧教育家B.马修斯、F.H.柯克、T.史蒂文斯和A.H.奎因也都为建立大学的戏剧课程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1915年以后，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访美演出，M.莱因哈特的导演艺术，A.阿庇亚和E.G.克雷格的舞台美术设计，均对美国戏剧产生了重要影响，出现了R.E.琼斯、N.B.盖地斯和L.西蒙森等一批美国戏剧艺术家。另外，各地纷纷成立艺术团体，上演世界知名剧作家的优秀剧目和青年剧作家的新颖作品，形成一场小剧场运动。其中最重要的团体是普罗文斯顿剧社和华盛顿广场剧社。前者于1916年上演了年轻剧作家奥尼尔的《东航加的夫》，使他从此走上了戏剧创作的道路；后者造就了P.穆勒和J.阿肯斯等一批导演和剧作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戏剧开始多样化，最杰出的剧作家是E.奥尼尔。他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试验，运用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神秘主义和意识流等不同手法创作出《琼斯皇帝》(1920)、《安娜·克里斯蒂》(1921)、《毛猿》(1922)、《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1924)、《榆树下的欲望》(1924)、《勃朗大神》(1926)、《马可百万》(1928)和《奇异的插曲》(1928)等名剧。奥尼尔对美国社会的合理性产生怀疑，在剧中深刻地探讨了人际关系、人神之间的关系以及现代生活中存在的悲剧。

20年代还有两位重要的剧作家：E.赖斯和J.H.劳森。赖斯的表现主义剧本《加数器》(1923)揭示资本主义制度把人变成机器，成为机器的牺牲品。劳森是美国早期左翼作家，他的剧本《罗杰·布卢默》(1923)写一名青年的艰苦生活，《列队歌》(1925)反映工人的罢工斗争。他为30年代美国工人戏剧的蓬勃发展开辟了道路。30年代，奥尼尔写出著名的现代心理悲剧《哀悼》(1931)和怀旧的喜剧《啊，荒原！》(1933)，并于193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为美国戏剧赢得了国际声誉。美国工人戏剧在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蓬勃发展，1932年曾在纽约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工人戏剧斯巴达克斯大会，以建立工人戏剧联盟。当时影响最广、规模最大的组织是1935年根据罗斯福总统“新政”救济计划建立起来的联邦剧院。它负责管理40个州的剧院，雇用了成千上万的失业艺术家，组织上演古典剧、现代剧、歌舞剧和儿童剧，其中最著名的是赖斯的纽约剧组所开创的街头（活报）剧，以简洁而敏捷的素描手法演出一些由时事新闻改编成的讽刺短剧。这些戏大都批评了政府的行政措施不当，后来美国国会认为联邦剧院的演出是一种共产主义的威胁，非美活动委员会于1939年通过法案将其扼杀。

在这一时期新的剧作家当中，L.海尔曼以她的社会剧《小狐狸》(1939)和反法西斯戏剧《守望莱茵河》(1941)而成为富有正义感的剧作家。T.魏尔德则是一位老派的乐观主义者，他的剧本具有哲理但不深奥，没有曲折情节和重大冲突，写的都是普通老百姓的平凡生活，代表作有《小城风光》(1938)、《九死一生》(1942)和《媒人》(1954)。他喜用东方古典戏剧和欧洲神秘剧的技巧，给美国戏剧增添了一种新颖的创作手法，影响了不少后辈剧作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右倾的麦卡锡主义猖獗一时，文坛沉寂，但仍然涌现出T.威廉斯、A.米勒和W.英奇三位剧作家。威廉斯以《玻璃动物园》(1944)、《欲望号街车》(1947)和《热铁皮屋顶上的猫》(1955)三剧赢得了国际声誉。他是一位J.A.斯特林堡式的作家，力求通过剖析一些底层人物的精神痛苦来揭示当代美国的社会病态。米勒以《推销员之死》(1944)、《炼狱》(1953)和《桥头眺望》(1957)等剧而获得国际声誉。他是一位H.易卜生式的社会剧作家，剧作的重大现实题材和严肃的社会批判充分表现了米勒的正直和胆识。英奇擅长描写美国中西部中下层社会人士的生活，《回来吧！小希巴》(1950)、《野餐》(1953)和《公共汽车站》(1955)使他在50年代名噪一时。

自60年代起，美国国内反越战运动、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女权运动风起云涌，青年普遍对传统的价值观念产生怀疑而采取抗拒或蔑视的态度。美国剧坛也随着社会思潮起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外百老汇和外外百老汇的兴旺发展、地区剧院和大学剧院的涌现以及一批年轻剧作家的崛起等方面。舞台上，除传统的严肃剧之外，一些反传统的流派如荒诞派和先锋派等盛极一时。

新崛起的剧作家中有E.阿尔比、S.谢泼德、L.威尔逊和N.西蒙。阿尔比以《谁害怕弗吉尼亚·沃尔夫?》(1962)一剧享名，成为美国荒诞派戏剧的主要代表，1994年他还以《三个高个女人》获普利策奖。谢泼德和威尔逊是从外外百老汇起家而逐渐誉满全国的青年剧作家。前者描写家庭关系分崩离析的《被埋葬了的孩子》(1978)获普利策奖；后者被评论家认为是威廉斯的继承人，著名剧作有《巴尔的摩旅馆》(1973)、《七月五日》(1978)和《泰利的蠢行》(1979)。西蒙是位多产的喜剧作家，被誉为百老汇喜剧之王。在众多新剧作家中，值得一提的有70年代崛起的最重要的剧作家D.马梅特，他的成名作《美国野牛》(1975)谴责了美国社会的商业道德，1984的《格林·罗斯庄园》则为他赢得了普利策奖。

黑人戏剧自60年代起有很大的发展，主题不仅涉及种族歧视和争取民权等问题，也包括黑人的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L.琼斯在他的《盥洗室》(1963)、《荷兰人》(1964)、《洗礼》(1964)和《贩奴船》(1969)等剧中都反映了黑人受压迫的处境，并号召黑人起来斗争；60年代末，他改名为艾马穆·阿米里·巴拉卡，开始专为黑人群众写作。E.布林斯的《电子黑人及其他》(1968)显示了黑人的自豪感和对种族压迫的愤怒。进入70年代后，由于美国国会通过了保障黑人权利的“民权法案”，黑人戏剧也大都从抗议性的主题转为家庭琐事的描述。

先锋派戏剧自60年代中期起盛行一时。这种戏大都舍弃人物、故事情节、布景、戏剧表演等传统，从内容与形式都表现出一种激进的姿态，参加者以年轻人为主，著名的团体有J.贝克的“生活剧院”，J.蔡金的“开放剧院”，P.舒曼的“面包与木偶剧团”和R.谢克纳的“表演团体”。它们的成员强烈反对政府投入越战，并以嬉皮士或公社式生活来对抗金钱至上的美国社会。他们的演出场地简陋，有的则在街头或广场演出，有的要求观众直接参与演出，还有的甚至在演出时赤身露体，以体现冲破社会对个人的层层制约。越战结束后，先锋派将视线由广大社会转移到剧场本身，进行各种创新实验。其主要的演出场地有拉妈妈实验戏剧俱乐部和西诺咖啡馆等，统称为外外百老汇。60年代涌现出来的3位青年剧作家R.威尔逊、R.弗尔曼和L.布列尔引人瞩目，被评论家称为意象派。因为他们在创作中不以语言作为戏剧结构的主宰，而代之以流动图像，靠抽象的真实来揭示生活哲理；仅有的一些语言也不具备传递信息的功能，而只是被当作一种声音或图案效果来处理；剧本中的文字只是些日常套话或电影电视中的陈词滥调，支离破碎、互不连贯，甚至是拼字游戏。

威尔逊所编导的剧作《弗洛伊德的生平时代》(1969)、《聋人一瞥》(1970)、《斯大林的生平时代》(1973)、《一封致维多利亚女王的信》(1974)、《沙滩上的爱因斯坦》(1976)与《金色的窗子》(1982)等都在欧美轰动一时，每出戏都没有故事情节或人物的塑造，节奏也特别慢，有的戏演出时间长达12小时。演出过程中还配有电子音乐、新颖舞蹈以及作为剧中某些片段的“主角”的灯光。但是这种戏剧并非荒诞得毫无哲理含义，例如《沙滩上的爱因斯坦》一剧表达了人们在这一时代对核的恐惧，涉及了科学的合理使用和被人滥用、人类丧失人性、正义与非正义等问题，而且表达了作者的意愿：人类应该淳朴相爱而不要自行毁灭。

自70年代末起，西方评论家过去把百老汇（“真实”的美国戏剧）、外百老汇（实验剧）、外外百老汇（怪异）和地区剧院（不重要）区分开来的文化象征，已经显得不够准确了。外百老汇与其说是实验，毋宁说是探索；外外百老汇健康而丰富多彩；地区剧院越来越起着重要的作用。以百老汇音乐剧为标志的商业戏剧，因英国音乐剧的入侵而出现了80～90年代的持续繁荣。而1998年出现的由J.泰默导演与设计的音乐剧《狮子王》融西方文化与亚非文化为一体，显示了美国一些戏剧作品跨文化的后现代主义倾向。严肃戏剧因出现了不少关注新的现实问题的创作而受到重视，1993、1994年连续两年获普利策奖，由T.库施纳创作的《美国天使》上、下集将同性恋、艾滋病与国家政治联系在一起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