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西方资产阶级在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长期反封建斗争中铸成的一种思想武器。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人道精神的精华，冲破了中世纪教会统治下以神为中心的思想束缚，主张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支配自然，认为追求快乐是人的天然权利和社会发展的动因。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根据这种理论，无情地批判了封建教会视肉欲和世俗生活为罪恶的禁欲主义，肯定了人拥有享受人间一切快乐的权利，从而使征服自然、寻求人生快乐、进行自由创造、争取个性解放以及建立公正社会制度等等进步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当时所起的进步作用，使它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教会专制的革命的思想武器。

从欧洲文艺复兴到18世纪启蒙运动之前的人道主义者，大多是艺术家、作家、思想家和科学家，其中著名的有：意大利的F.佩脱拉克、E.布龙纳、L.瓦拉、米朗都拉、但丁·阿利吉耶里、G.薄伽丘、达·芬奇、T.康帕内拉、B.米开朗琪罗、G.布鲁诺、G.伽利略；法国的多勒、罗波列什、F.拉伯雷、M.E.de蒙台涅；德国的T.闵采尔、U.von胡滕、雷赫林；捷克斯洛伐克的胡斯卡、捷利弗斯基；波兰的N.哥白尼、塞高斯；英国的保尔、T.莫尔、W.莎士比亚、F.培根、温斯丹；西班牙的斐弗斯、M.de塞万提斯·萨维德拉；荷兰的D.爱拉斯谟，等等。他们在各自不同的领域里提出或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主义理论要求现实的一切都要合乎人的理性。这种理性的人道主义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内直接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并为即将胜利的资本主义制度描绘蓝图，从而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奏。

在法国大革命胜利以后，作为法国第一部宪法序言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胜利的记录。

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并非人类理想的社会制度。早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前，一些启蒙思想家就已发现人道主义本身的矛盾，诸如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个性自由发展与公共社会制度的矛盾等等，并试图寻找解决方法。例如，C.A.爱尔维修提出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必须正确理解个人利益，为了防止不义行为不允许攫取巨额财富等主张。G.E.莱辛也提出要对个性自由加以纪律约束。J.C.F.von席勒主张用美育节制人们的欲望。D.狄德罗则提出要使欲望服从理智，等等。但是，他们都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而他们所主张的人道主义恰恰是维护这种制度的，所以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本身不可能找到真正解决矛盾的出路。

从理论实质上看，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考察人时，完全脱离了社会关系，把人只看作自然人，并以此为出发点论证人的追求和向往。这就使它陷入抽象的人性论，具有超阶级、超时代的假相。然而，在这种抽象人性论中追求的自由和享乐权利及公正的社会制度等等并不抽象，它们以私有制为基础，以个人主义为核心，鲜明地表明了资产阶级的特性。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只为资产阶级自由发展其阶级个性和追逐最大利润铺平了道路，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则是在打碎封建枷锁之后，又被戴上了资本的枷锁。革命胜利以前资产阶级作为全民利益代表的伪装被资本主义革命的现实撕破了。这一切表明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虚伪性。但是，识破和克服一种理论思潮，往往比识破和克服一种物质的东西更为困难，特别是在新的理论思潮还没有被创造出来的时候。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无论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还是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基本上都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为其重要的理论基础。这种以改变人性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社会主义思想，最终只能流于不切实际的空想。

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相应出现了公开抛弃人道主义旗帜的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的法西斯主义集团所推行的种种灭绝人性的政策，集中反映了垄断资产阶级反人道的本质。血的事实一再表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法西斯主义面前无能为力了。但是，在世界上有一大批正直的公众，包括一些著名的学者、科学家、艺术家、作家等等，仍然信奉传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并从这个原则出发抨击资本主义世界种种反人道的罪恶，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